作為智庫的美國總統科技咨詢系統

信息來源:中國科協創新戰略研究院   作者:美國加州州立理工大學普莫娜分校歷史系教授 王作躍   發布時間:2017-04-06

  一、美國總統科技咨詢系統的演化
  1. 美國科技政策的演化

  美國早期的務實精神和聯邦政體導致它的多元化、實用的科技體制和地方主導的教育體系為美國科技政策發揮重要影響,1865年美國政府設立國家科學院為非政府部門智庫,主要是為聯邦政府提供科技咨詢,而憲法設立專利以鼓勵科學與創新之后,激發了各聯邦部門開展有關的科學研究,19世紀末20世紀初,美國工業化取得成功,大學開始重視科學研究和研究生培養,工業研究實驗室開始取代愛迪生式的發明作坊,開啟美國整合科學、技術和產業的創新模式。
  2. 美國科學的崛起
  美國科學在1920年代和1930年代的崛起,主要源于美國充分利用了技術發展和經濟發展的基礎、抓住新興量子力學科學革命而一躍到科學前沿,同時二戰期間如猶太流亡科學家也為美國科學發展做出了貢獻。但促使美國科學崛起的關鍵是內部結構的建設,加強大學科研機構的建設,強調競爭機制的大學管理體制,加強本土和留學生的科學人才培養,任人唯才。第二次世界大戰對歐、日造成科技重創,而美國卻受益匪淺,原子彈尤其是雷達為美國贏得戰爭做出了巨大貢獻。曼哈頓工程,是科技革命和美國現代化的標志,直接影響到美國戰后科學發展的模式,促生了以科技、工業、軍事組織結合為特征的和以國際科技交流為基礎的大科學革命,導致國際科學美國化和美國科學國際化。即使是處于冷戰對方的中國也受到了美國科技發展的影響,尤其是在上世紀五十年代有1300名左右留美科學家回國,帶回了最新的美國科技進展。與此同時,在冷戰時期,也呈現出美國科學的國際化和跨國化的趨勢,尤其是通過吸引各國大量科技精英移民美國。究其根源就是政府的科技政策引導,同時也與總統科學顧問委員會推動科學國際化的舉措有關。
  二、PSAC作為科技咨詢智庫的主張
  1. PSAC科學家的主張

  PSAC科學家主張控制核軍備競賽,加強基礎研究和科學教育。這些主張源自于他們對二戰核武器的研制使用以及戰后科技政策的省思,來自于他們對科學與技術的關系的思考,也出于他們多數身在大學的切身利益。
  2. PSAC對科技與教育政策的主導思想
  總統科學顧問委員會對科技與教育政策的主導思想可歸納為“技術懷疑論”。即在處理社會政治問題時,最重要的不是指出技術能夠做什么,更多的是指出技術不能夠做什么。科學不僅提供了技術發展的基礎,更為評估限制技術的發展提供了關鍵的支撐點,在公共政策領域里,科學家與工程師的責任不只是對一個問題提供技術上的答案,而是要首先質疑這個問題提的是否恰當,是否有別的途徑能更好的實現最終的目,也就是說,不只要關注手段,更要關注目的。科學代表的不只是實用的技能,更是一種建立在批判性思維和普適性基礎上的科學文化。廣義的技術理性不應只停留在解決一個問題的技術層面上,而是把理性,把批判性思維貫徹到技術的目的和社會效應的分析上。
  3. PSAC作為艾森豪威爾科技咨詢智庫的系列報告
  艾森豪威爾時期,PSAC作為科技咨詢智庫在初期發布了一些系列有關國防、空間和科學政策的報告,包括皮奧瑞報告(Emanuel Piore)《加強美國科學》(Strengthening American Science)、《外空間引論》(Introduction to Outer Space)、杜布里奇報告(Lee DuBridge)《科學時代的教育》(Education for the Age of Science)、西博格報告(Glenn T. Seaborg) 《科學進步、大學,和聯邦政府》(Scientific Progress, the Universities, and the Federal Government),對美國科技和教育發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動作用。
  三、PSAC和國家科學院作為科技咨詢智庫的作用
  1. 1960-70年代

  1962年古巴導彈危機和1963年有限禁止核試驗條約標志著冷戰的緊張與緩和,以加加林和阿波羅計劃為標志的空間競賽拉開帷幕,PSAC的西博格報告與創建幾十個新興一流大學的規劃得到實施,卡遜《寂靜的春天》的出版提醒人們環境問題的浮現。PSAC 1963年報告《農藥的使用》支持了卡遜所敲響的環保警鐘,1965的報告《恢復我們的環境質量》,第一次把全球變暖的問題提到聯邦政策的層面上,并提出一系列方案來全面應對環境問題。越戰激化政府與大學和科學共同體的矛盾,PSAC認為越戰是用高新軍事技術解決國際政治問題的失敗。科技經費削減、衛星效應減弱、技術悲觀主義與后現代思潮的興起相繼顯現,尼克松1973年解散PSAC,而國家科學院領頭呼吁重建總統科技咨詢智庫系統。
  2. 1980-90年代
  受愛德華·泰勒的影響,里根總統以戰略防御計劃(Strategic Defense Initiative, SDI “星球大戰”)為主導,重振美國國防科工業。以前PSAC成員為首,美國科學家發起對SDI的批評與抵制運動,認其為用技術手段解決國際政治問題的又一例子。許多大學承諾不接受SDI資金,老布什總統任內冷戰結束,白宮改善了與科學家的關系,重建總統科技顧問委員會,但科技政策受到共和黨政府不干預市場理念的限制,在面對日本技術威脅時,未能充分利用聯邦科技資源來促進民用技術的發展。克林頓任內,科技為經濟服務,信息技術(尤其是互聯網)和生物科技的興起,全球化,出現一個新技術樂觀主義的高潮,大學與工業界建立密切聯系。
  3. 冷戰后的科教政策
  生物醫學技術相對增長加快,聯邦政府增加民用技術的激發,如超高速計算機的研制,科技開始為經濟服務。個人計算機、網絡、生物技術為代表的新興產業,使美國科技人才實現進一步國際化,大學科研經費從依賴聯邦資助到多元,尤其是企業界的贊助。
  4. 9/11后的反恐對科教政策的影響
  反恐取代冷戰成為科技政策的重點,2004年投入$70億以防御生化核武器的攻擊。公共衛生醫療系統尤其是應急通訊得到改善,伊拉克戰爭影響到科技投資,要求科技界拿出應付反抗分子的措施。9/11后簽證緊縮一度引發大學理工科留學生與博士后短缺,后經科學家呼吁有改善。中印經濟的快速增長引發聯邦在科教尤其是納米科技方面的投資。
  四、奧巴馬時期美國科技政策
  1. 恢復科技政策在公共政策制定中的地位

  奧巴馬2008年大選中批評小布什政府壓制科學,提出恢復科學在公共政策制定中的應有地位,積極應對氣候變化,以及增加科教投資,受到科學共同體支持。奧巴馬第一個任期主要推動潔能、節能技術,增加了科技投資,推動醫療保險改革成功,但黨爭日益激烈,氣候變化政策推動遇挫。第二個任期黨爭仍然是科技政策主要障礙,但采取行政措施促進氣候變化應對,2014年與中國達成關于減緩氣候變化措施的雙邊協議,并促成2015年巴黎氣候變化協定的成功簽署。
  2. 美國科技政策和咨詢智庫體制
  美國總統科技顧問系統是美國科技戰略咨詢體制的重要組成部分,受美國多元政治和社會體制的影響,行政部門占主導地位,但受國會和社會利益集團的影響和牽制。美國的科技咨詢智庫模式呈現出多元、深入、廣闊、專業性強、相對獨立、公開透明的特點。美國民主制度運作中的一個不可缺少的部分,但成效取決于總統或執政黨是否重視科學、技術及其與科學共同體的關系,同時科學共同體內部自我利益的沖突也會影響其成效,通常采用評估程序的更公開透明化和更嚴格的回避制度來解決這一問題。
  五、中國科技政策和咨詢智庫體制
  1. 科技政策和咨詢智庫模式特點

  中國科技政策和咨詢智庫體制呈現出科技體制條塊分割嚴重,溝通、協調不夠,國家層面統籌不足,獨立性和多元性有待加強,人員專業素質、視野、和數量有待提高的整體特點,其中全國人大有很大的發揮余地。
  2. 美國經驗教訓與中國的探討
  科技政策和咨詢智庫體制與經濟社會政治體系密切相聯,是現代民主、創新型國家發展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中國可以通過改革、試驗、國際交流來建立健全自己的科技政策和咨詢智庫建設體制,建設民主、文明、創新型的現代化國家。
  設立國家科技顧問委員會作為改革試點,過程盡可能公開、透明、減少利益沖突,成員應選視野寬廣、公正無私、專業懂行。如中國科學院可以組織院內外專家做出公開咨詢報告,利用已有的科學、工程、科技管理、科技史等方面的優勢,開展跨學科、交叉學科科技戰略咨詢,同時加強科技戰略咨詢方面的基礎研究和人員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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